B体育山西出台新政，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，事业单位今后能自主公开招聘了；山西58个贫困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，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，学历可放宽到高中、中专（含技工学校）；山西首个中医药院士工作站挂牌，另外9个院士工作站同日在太原授牌；省肿瘤医院招才引智结硕果……

　　上周，山西有如此多的与人事和人才有关的新闻发生，扎堆见诸媒体报道，说明什么呢？晋商晋才创业创新工程成效大，山西激活人才资源动真格。一个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一个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的确令人感奋。

　　所有的竞争，终归是人的竞争，本质是人才的竞争。所有的活力，也终归体现为人的活力，特别是人才迸发的活力。所以，山西发展虽然相对滞后，但改革绝不能落后，人才新政更不能落后。惟有这样，才能以一流的人才政策示人，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。

　　当下山西，人才外流的问题仍不容忽视，人才匮乏是最主要短板，贫困地区尤为突出。因此，通过放宽学历年龄限制B体育，鼓励和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干事创业，切实解决艰苦边远地区事业单位招聘难、留人难问题，更是值得点赞。

　　市场活力的激发，在于赋予市场主体尽可能多的自主权，而市场主体的自主权，最主要的就是用人自主权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，经济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，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，人才结构的不断丰富，用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，一些统得过“死”、管得过多的弊端日益显现，这些不必要的干涉，都会对用人单位产生干扰，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。因此，消除过度干预，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，已成为广泛共识。

　　省委书记骆惠宁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，要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，建立人才多元投入新机制，实行人才绿卡制度，改革人才评价机制，打通政企人才流通渠道。此次我省出台的政策，正是在事业单位考核聘用环节落实用人自主权的具体表现。

　　落实用人自主权需要一整套人才管理服务的政策和制度，而目前，许多事业单位一定程度上还沿用党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，选才用才的行政化、“官本位”倾向还比较严重；人才评价激励上，用人单位缺乏话语权，有的受不合理限制导致职称晋升论资排辈，有的无法及时充分地兑现人才激励政策，难以稳定和激励优秀人才；人才吸引和使用上，一些部门引进急需人才层层审批，还难以适应专业性、多样性、特殊性的用人需求。这些问题既制约了人才活力，也影响着事业发展。

　　用人单位有自主空间，才能激活人才的创新活力。因此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，是事业发展、人才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B体育。这一方面要求政府职能部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推进人才管理方式转变，建立人才管理服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，把应该管、也能够管好的事做好;另一方面要明确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，认真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，创新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方式，改进岗位管理模式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推动事业单位“去行政化”，为用人单位更好发挥主体作用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。

　　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有效稳定和激励优秀人才，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积极性，使人才发展和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。

　　山西58个贫困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条件的放宽引人关注，这意味着对贫困地区的用人机制变得更灵活、更重实效。最可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资源，只有激活人才资源B体育，其他所有资源才能转化为发展优势。而对于我省正在面临着的8大工程20项行动的扶贫任务，激活人才资源也成为脱贫攻坚再战再胜的必要支撑之一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差、财力薄弱、相对偏远，人才难进来、留不住。一位基层干部曾说：“没有人才，向贫困地区砸多少钱都没用！”为此，无论是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的启动，还是各市县大力招才引智，都表明了对人才的极度渴望。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经济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，在打好感情牌、政策牌、发展牌，竭尽诚意引凤还巢的同时，对于贫困地区，降低门槛，培育好本土人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清朝诗人顾嗣协的《杂兴》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，“骏马能历险，力田不如牛B体育。坚车能载重，渡河不如舟。”骏马有驰骋的本领，耕牛也有埋头苦干的执着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，高学历人才固然亟需，但不能惟学历论，对本乡本土的学历不够高的人才B体育，善加使用，多加培养，发挥所长，其能力也完全可以胜任基层工作。更重要的是本土人才不仅更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，且更能“安于一隅”，长期扎根在基层。而面对当下不论是产业扶贫、电商扶贫还是光伏扶贫，都需要一支潜心躬耕的生力军。放低门槛，让一些土生土长的人才进入攻坚队伍，不啻为一剂良药。

　　加强贫困地区本土人才的培养，不仅要在用人体制上放低门槛，而且要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对口培养，造就一批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农村实用人才。同时，不仅要主动接纳更多的“下派”干部，而且要增加基层干部“上挂”机会，以增强他们的眼界、阅历、能力。另外，还要制定优惠政策，吸引更多本土人才返乡回流。

　　用好本土人才，重视草根人才，吸引外来人才，人才在精准扶贫中的智力支撑至关重要，虽然山西是欠发达地区，但是要“打造一流的人才服务”的决心与决策形成了对人才体制改革的有力倒逼。此次对贫困县事业单位招聘条件的放宽，无疑是这项改革的积极实践。

　　从学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程度，也大致代表着这个人的学识水平。所以，重学历本身并没有错，也是值得提倡的。文革结束，高考制度恢复，学历从不被看重到被重视，是拨乱反正，也是社会随时代发展而进步的标志。特别是随着高考扩招，本科生增多，研究生也不再鲜见，重学历更是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可话说回来，学历真有那么重要吗？真有必要成为就业的门槛和敲门砖吗？显然未必。比如应聘环卫工，虽然不乏高学历者报名，但他们绝非看上这份工作，而是为了下一步转到环卫机关工作。若让这些人得手，便明显有失公允，同时也有悖招聘方的初衷。

　　还有，为什么许多家长和孩子都不愿上职高、考职业学院，宁肯复读也要非本科不上，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也要捞个三本文凭？也是畸重学历乃至惟学历使然。一直以来，不仅事业单位要求第一学历为本科，甚至不少国企也是如此行事，否则免谈。至于考公务员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长期下去，不仅不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，更对大批工匠型人才的涌现形成制约。

　　历史上，五四前后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时期，也是一个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时代。许多没有学历的饱学之士，都有机会跻身高等学府，仅当时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一代知名学者，而今让大家如雷贯耳的，就有梁漱溟、陈寅恪、钱穆、熊十力、童书业、张舜徽、沈从文、启功、金克木等，这都有蔡元培不惟学历的提携之功，也给当时其他大学树立了典范。

　　可见，惟学历自当不说，单纯重学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也不难判断。道理很简单，大学可以培养人才，而人才不一定出自大学。尤其文史学科，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学成才的，更不应一概而论。如果说重学历还说得过去，那惟学历则是万万没有道理的。比如不少农村的土专家，在一些方面都确有过人之处，理应受到重视和重用。

　　脱贫攻坚，固然需要外部输血，但更离不开内生动力。大凡贫困县，不仅贫在物质，更贫在人才。因为贫困和落后，那里考走的大学生鲜有回流，人才流失十分严重。当他们中有些人想回报家乡，抑或“倦鸟归林”时，为什么不能在学历和年龄上放宽条件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贫困地区选人用人惟学历，更是不可取。